【搬家】伊藤君所说的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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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藤公直话-谈木户孝允
我与木户公的初识，是在整十八岁的时候。
木户公的妹婿是一名叫做来原良藏的人物，我受其熏陶，在此机缘下，木户公提说起让我与他一同前往江户，我便随行了。这是发生在我十八岁时候的事。
从那之后，我成为了木户公的属僚。但我所受到的并非一般使从的待遇。木户公爱护我，待我亲过兄弟。
那时，来到江户与各藩人士进行交际，是我的第一课题。而木户公交际之广，在长州无出其右。木户公领着我结识众多各藩的志同道合之人，给予我增广知识见闻的机会。各藩同志中，不乏学者、勤王家、以及主张开国论的洋学者。从而我也交得许多友人，渐渐开阔眼界。
我是在他的教导中成长，与木户公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。然而明治四年，从出使欧洲起，发生了些奇怪的事，以致一时间关系生疏起来。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木户公与大久保公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是必不可缺的人物。在维持政府运作之事上，西乡以下虽也有人才，但那些人并无政治之才。
稍稍追溯前情，在使节团抵达美国之后，大久保公与我曾一度归国。因为与各缔约国的条约修正谈判中，使节团的权限不足，我们便受命回国取得追加权限。使节团出访期间，留守政府主要是大隈与井上主事，山县与西乡等人也在。
于是，在大久保公与我回国时，大隈井上对我说：「若木户与大久保在国外逗留太久，内阁恐怕支持不住。希望恳请木户与大久保尽早归国。欧洲巡游之事就由你来负责，让木户和大久保快些回来。」
然而，不知是谁歪曲事实，传说井上大隈商议设法迫使让木户与大久保提早回国，使得木户公颇为不快，叱责他们干涉自己的去留。
此后我再次出发，从美国前往欧洲，与木户公会合。而公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。这是因何缘故，我毫不知情。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，暂且放之任之。
某日，在英国伦敦，木户大久保两公与山口尚芳等人一同进餐。我担任着统管书记官，向本国发送报告书的工作，这其中，写到使节团约于明治六年入夏时回国，并提交盖章。
木户公过目后，面露怫然之色。
「几时能回日本，这要如何得知。这种事当下无需言明。总是有那么两三个年轻人，动着要干涉我们去留的脑筋。」
听木户公一说，我这才意识到不对。
「这是无稽之谈。我上次回国时，井上和大隈确实说过希望木户与大久保尽早归国。即是说国内形势严峻，我当时也认为不应勉强。但没有人说过任何带有恶意的话。不知谁在这期间挑拨离间。总之，视国内情况而定，也可能会下达归国的敕命。」
即使这样说明，木户公仍是不快。
这之后，我们巡游了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，而后前往德国。
在那里，见到了青木周藏与品川弥二郎。那时他们对我说，看来你与木户先生的交往有些不愉快，我们想从中调解一下。我对此提出反对。以我与木户先生的关系，还不致劳烦你们来调解，以此为由拒绝了他们。
继而在柏林逗留期间，木户大久保两公的归国敕命下达了。大久保公立即出发，木户公却脱离使节团，前往俄国与意大利旅行。因此剩下我与山口尚芳，跟随岩仓公取远道返回国内。而木户公可算在明治六年七月回国了。
我在六年九月归来时，关于征韩论的争论正十分激烈。对征韩论，木户公自然是不同意的。但是岩仓公一行归来之前，无法做出可否的定论。我回国后前往拜访木户公时，公问起我：「关于今后的事，你的想法是如何？」
我将自己的意见详述出来，公听过后，颇为满足的样子说：「若这是你的想法，那与我的意见没有异议。我完全同意。」
关于日本此后如何发展的讨论，因为很符合公的心意，在欧洲发生的感情失和也得以涣然冰释。
之后就台湾一事，木户公不赞成，最终辞职归乡。
上一年秋天，由于西乡、板垣、副岛等萨摩、土佐、肥前人士为征韩论之事集体辞职的缘故，政府内人心恟恟。我一说要与木户公同进退，岩仓公等人大不赞同，说如果我辞职了，就等于陷入萨长分裂的状态，于是劝我留任。因此我没有辞职，专心致志与大久保公一同处理事务。
不久之后，政府正式对台湾出兵，中国方面因而表示不满。大久保公亲自出使中国，处理善后工作。这是发生在明治七年年末的事。
接下来，根据大久保公的意见，无论如何必须让木户公回到政府。
「台湾一事上虽然看法不同，但那只是进程中的分歧。由于我的立场与木户君不同，造成木户君辞职归乡。但是即便我与他人意见不合，也不能够辞职，因为西乡在征韩论问题上已经与政府决裂，我必须承担起那之后的责任。如果我辞职的话，政府会因此崩溃。在此原委中我一路走来至今。而我原本的政治考量，是与木户君的知识见解完全相符的。因此时常有必须追随木户君的想法。」
大久保公这样对我说。于是大久保公就前往山口迎回木户公之事与我相谈。我也认为此事可行，但有一点不妥。
「由您深入山口并不合适。大久保公至山口迎回木户公，会显得是政府示弱。请您前往大阪吧，我也会设法请木户公前去大阪。」
就这样，最终两人在大阪会面。此为达成大阪会议的过程。
在大阪会议的当口，大久保公事先对我说：「我会先以我的本意劝说他，万一我无法说动他，还要请你出马。」
而事情果然如预想一样，木户公并没有听从。于是我考虑了种种方案，认为如果不能遵循并实现木户公的想法，事情便不能成功。
首先，我设想出以下四条意见：
第一，为不使权力集中在政府部分人手中，设立元老院，审慎立法的工作，并为日后成立国会做好准备。
第二，为巩固裁判的基础，成立大审院。
第三，为通晓上下民情，成立地方官会议。
第四，为实现天皇也将权力投入政治的结构，将内阁与各省分离，木户、大久保两公等人物坐镇内阁，辅佐天皇，而由第二阶层人物承担行政职能。
然后我在大阪的五代才助家中与大久保公密会。
「据闻木户公没有改变态度，想是不会无条件动摇。因此我带来一个主意，在与木户公会面之前，想先与您相谈。确认您是否同意之后，再与他会面。」
说着，我将这四条呈上，大久保公过目后说：「这是极为合理的意见，我赞同。不止这一件，我会在一切问题上追随木户君的意思，也希望包含这件事。」
「那就好。要当作我还没有与您见过面。」说定之后，我便离开了。
此后，我并没有特意去拜访木户公。不久，公听说我来到大阪的消息，似乎提起过我，「伊藤那家伙来了啊。」
那个时候，板垣与冈本健三郎、小室信夫一同与木户公会面，就立志社的民权论中必须开设国会一事与他商议。当时井上也来了，并且最早与木户公会面商谈。后来我在佐贺屋投宿时，木户公来了。
「你写信给我，要我与大久保见面，但是我与他见面时怎么也谈不拢。如此一来即使我入阁也不会有任何作用，我不可能回去。不如就你和大久保两个人协商，也不会有反对意见，不是很好。」
「这只是一方的意见。您说没有作用，那我们让它变得有作用如何呢？」
「即使这样说，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。」
于是我将先前那四条意见拿出来，「如果将这几条断然实行，总会有所进展的，那么您能回来么？」
公凝神思考片刻，回答说：「如果照此实行，那我可以回去。但是大久保怎么说，他能妥协么？」
「他能不能妥协，不如我去试探一下吧。如果大久保公同意的话，您可一定要回来啊。」
我叮嘱他，于是公说：
「会很困难，不过你就去试试吧。」
公这样一说，谈话彻底变得愉快起来。
那之后大久保公来了，因为事先已商议过，他当然不会有异议。而木户公又说：「即使要我回到政府，如果原先没有与板垣会面也就罢了，既然与他聊了许多话题，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回去，而将他置之不理。关于此事我总要提一下。」
之后就这一点与大久保公认真谈论起来。
大久保公说：「这件事无足挂齿，既然木户君是这样想，那我既有追随木户君的决心，当然也同意。」
板垣当时的观点是，无论如何也必须开设议会，因此提交了民选议院的建白书，提出最低限度只能有半数是政府选任，若非如此便不能认可。但是半数官选的议会并非易行之举，井上担起板垣一方的说服工作，终究使他与木户公达成一致。
于是木户大久保两公与板垣、井上相聚，一边饮酒一边会谈，结束了大阪会议。
随后，此次的和解议案交予当时的大臣条公、岩公、岛津公过目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叙述实行之前的程序，将这些作为木户公的意见提出后，便被采用了，接着就有了制度调查的必要。
四条意见的实施委员，任命了木户大久保两公以及板垣与我四人。实际事务由我主要负责。
于是到了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敕命起草时，因为这一文书必须写得相当讲究，正在我担忧的时候，井上毅从九州回来了，我便交予他起草。对他的任用也是从此开始。此后，设置元老院，构建大审院，成立地方官会议，四条中先实行了三条。内阁分离论没有遭到反对意见，只是当时情势并未发展到足以实行这条。
关于内阁分离论，板垣最初并不赞同，向东京出发之后，渐渐开始主张这一论点了。岛津公也是分离论支持者。我作为策划者，当然也是支持这一论点的，但因为发生了意外事件，变成了若实行分离论就无法处理的情势。这里所说的意外是朝鲜江华岛事件，在对外问题告急之时实行内阁分离，实在是不恰当的事。
但是岛津公与板垣坚持要在此时实行，大久保木户两公与我同样，认为此时是不可行的。在这一原因下，使得谈判破裂，岛津公与板垣辞职了。
当时木户公正在病中修养，派遣朝鲜使节之事刻不容缓。就派遣谁出使的问题，决定由黑田出使，井上作为副使随行。事情定下来后，我对井上说：「这次朝鲜之事决定派遣黑田出使，你就作为副使跟着去吧。」
井上最初主张像朝鲜事件这类事，在当下的情况不足以当做问题，稍稍处理一下就行了，这一主张大约也同木户公讨论过，遭到木户公极大的反对，因此他说：「仔细想来，怎么能有如此愚蠢的事，从我一贯的立场来说，怎么能担任副使这种身份呢。」
我说：「虽然也是道理中的事，不过这是长州人的缺点。为了国家，要舍弃这种私愤，无法担当大任就麻烦了。你务必拿出出使的决心来。」
虽然这样劝说，但他依然不答应，最后我说：「让我想一想，面对木户也是挺难办的。」
说着，我前去与木户公见面，对他说：
「关于这次的事态，黑田一个人是不行的，我想让井上作为副使同去，希望得到您的同意。」
公回答说：「我虽然生病，但还没有到马上要死的程度，就稍微等一下吧。」
「虽然您这样说，但不可失了时机啊。」
「井上如果还算披着人皮，不至于一边持那样的主张，一边说要去吧。」
「井上确实也说不去，但是如果井上回避这件事，今后难以得到重用，我一定会敲醒他的。不知他此前对你都说了些什么，但我一定会劝服他的。」
总算得到公的同意，之后再慢慢说服井上。终于使他作为副使出行朝鲜，解决了江华岛事件后归来，这中间也有不少麻烦事。
接着到了明治九年奥羽巡幸的时候。此时木户公已辞去参议之职，任内阁顾问。岩仓公与木户公为随行，大久保公以内务卿身份为先行。
大体上，木户公较为敬服三条公。在这次奥羽巡幸随行途中，岩仓公与木户公两人商谈了许多事，彼此之间的谅解也越发加深。此后陪同圣上从青森坐船巡幸，只余下北海道和秋田县，还驾回都。
对此次巡幸中未到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巡视的指示，由三条公、山县、寺岛与我前往。这其中陆奥、尾崎三郎等人也随行。在北海道巡视归来，途经福岛停宿时，接到了熊本（神风连）骚动的电报。
然而当时，正大肆鼓吹主权论，主权归于天皇、主权归于议院之类，议论纷纷。这些说法大多是从美国、英国等国家传入的。福地源一郎那时候再三宣传渐进主义。在英国关于主权的讨论并不多见，不过在德国等国家就很显著了。现在伯伦知理、斯坦因、格奈斯特等人的理论也纷纷出现。
如木户公、大久保公这般我敬作前辈的人，不用说也是渐次宪法政治论者。
在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，天皇颁下敕命：
朕即位之初，以帝尊召集群臣，向神明宣读五条誓文，以求国家安定，万民保全之道。幸得祖先之灵保佑，仰赖群臣之力，得到今日的平稳。顾虑到中兴尚不多时，内治之事应当紧迫振兴之处不少。现在，我将五条誓文的主旨扩充，在此时设立元老院以弘扬立法之源泉，设立大审院以确立审判权，此外召集地方官以通晓民情谋求公益，逐渐建立起国家立宪政体，与众位分享喜悦。众位也须摒弃守旧，避免急进，谨慎遵从我的主旨协助此事。
因为主要是木户公的献替，说不可太过急进，于是向国民颁下了以渐进主义确立立宪基础这一敕命。
渐进主义是木户公所持的理论。因大久保公说过要附其骥尾，于是政府也认同了渐进主义。
换言之这便作为天皇陛下的思量昭告天下了。
今日想来，从那时起历经十六年，宪法终于发布了。十六年间渐进主义到底是对是错，必须认真判断。我认为前辈的态度是非常恰当的。
追溯十六年前的情况，民间可称有志者，当政府为谋求民权而骤然设置元老院之时，转眼间就提交了如山一般的民选议院建白书。可是那个时候在木户大久保两公的见解下，将此压制下去。
这之后经过十六年宪法的试实施，关于这个实施，人民的准备到底如何呢。现在的人民对宪法抱持何种想法呢？如果当时宪法的实施不是渐进而是急进，这些人民也许会产生更甚于今日的恶习吧。或许会陷国家于危难。
过去，主权论盛行时，连议会权力之类的事项都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研究，在这种时候，如按急进论者所说去做，岂不是无法估量会留给后世怎样的错误。
在我看来，即使在今天，关于宪法仍存在做法极端的人。甚至连现在的政客，也有一些怀有种种难以谅解的想法之人。
将这些事联系起来思考，足信在渐进主义下所做之事确实是有道理的。
木户公从很早开始就持有宪法思想，但是关于以怎样的方法去实施较为合适这个问题，并不曾听闻他的主张。
明治四年洋行的时候，公对我说：「总觉得从王政复古到废藩置县，这样摇摇晃晃地做事是不行的。必须想办法制定出宪法之类的东西，实施有根据的制度。」
这时我回答说：「即使现在突然制定出宪法，实际是否可行也很不确定，就算要制定也必须经过充足的研究才行。」
「你说的也对。」
总之在木户公心里，该以怎样的方法来运用宪法，似乎尚没有详细的计划。
那之后，先前提到的木户公与我的关系修复，就在那一年十月，征韩论破裂前不久，公让我务必入阁，但我拒绝了。公便唤我过去，对我说：「岩仓公和大久保公有意劝你入阁，你就入吧。我因病在身，难担重任。有你代我入阁的话，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我回答说：「既然您考虑至此，那我答应入阁。但是，即使我入阁，也不知是否能达成您的希望，我还有我自己的责任，面上的事不做好不行。」
「这不是当然的嘛。」
公毫无芥蒂地应允了。
于是在明治六年十月末，我拜命出任参议兼工部卿。
木户公从欧洲回国之后提出过一份建白书。此书的主旨不亲眼见过文章内容，无法细致地说明，概括来说，列举了周游欧洲时见到的文化进步、波兰灭亡等事情，有此产生对日本前途的忧虑，如果不培养国家的根基，不启发人民的智慧，难以在如今万国之间占据一席之地。因为这是非国家上下一致实行而不可之事，使人趋向宪法政治的想法自然表露出来。这件事记得那时横滨的外文新闻曾翻译刊登出来。
忘了具体名字，好像就是那段时间，公认为启发人民的智慧是重点之事，从西洋回国后，明治六年到七年的春天，刊行了一份报纸。这份报纸改了名字，好像是继续做下去了。那个时候报纸之类的东西在日本还很少。而且也没有从政府得到补助。
公在达成王政复古之前的时期里，四方奔走，为国事尽瘁之事，世人皆有所知，而对于完成维新创始的基础，公的苦心尽力也非同一般。也曾担任过文部卿等职务。虽然在职期间很短，功业上无法具体说「做过这样的事」，但成立内阁、执文明方针将国家引导向开明的方向，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总的来说，公是对物质并不执着的人。因此是一个容易接受变化，具有识别事物能力的人，也因此对教育之事、促进人民智慧之事尽心尽力。公在年轻时还算健康，从西洋归国之后便始终为胃病所苦。此外因一次马车意外撞到了头，更加重病情，也变得对各种事特别操心。因为过于忧虑而夜不能眠，但这又极大程度助长了病情。
公通晓和汉的学问，作诗写文，书法也十分擅长。文学爱好非常丰富。对围棋并不特别喜欢。
伊藤公直话-为友情而泣
明治四十一年八月末，听说井上侯在兴津突然病笃，公仓皇赶赴，亲自看护十多天，待侯的病情稍稳才离开。第二年五月，侯在内田山私邸举办庆贺游园会，公莅临现场，在祝辞中流露出怀旧之情。这便是当时的演说。
虽然今日并非我自发向主人致上这番贺辞演说，但主人今日能召开这场祝宴，我为此等幸运感到喜悦之余，想借着贺辞做一些感述。
如诸位所知，井上侯爵在去年陷入濒死的重症。那时我恰在从韩国归国的期间，因此得以亲自坐在枕边看护的机会。
侯爵与我初结友情是在距今五十年前，19岁的我前往江户的时候。此后五十年间，经历种种时势推移，世态变迁，而两人的友情丝毫不渝。
今日回想起来，我们冒着千难万险一同洋行。而后，醒悟到当时故乡所实行的攘夷国策是错误的，我们赌上性命决心要矫正国策，到国外后连坐热坐席的闲暇也没有，便突然决定回国。
在伦敦的我们，为改变故乡的国策，誓言要踏入险地。洋行的同行者中，远藤如今已逝去，而依然健在并且今日正在席上的井上（胜）、山尾两人，也都知道当时那个誓约。
我们回国时，长州正处于尊奉攘夷敕命的最高潮。我们的意见自然没有人听信，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状况中。
虽是如此，但若放任现状袖手旁观，特意立誓渡过万里波涛回国的我们就要素志落空了，即使做些别的事，也无法保住国命。这是非常明显的情势。因此，我们屡屡踏入水深火热，四处奔走为改变国策而努力。
那时我身边也有极其危急之事，所幸多次脱难，而就在这期间，主人竟还是遭受灾祸。
「井上被人砍了，快死了。」
接到这则急报，我夜以继日从下关赶到山口。
井上的家人怀着希望果断为他进行治疗，然后治疗结束时，仍是没有能保住性命的迹象。兄长五郎三郎也说人救不回来了。伤势的程度，正如诸位所见，从嘴边到背部的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他发不出声音，似乎是要对我说什么，我便靠在他枕边侧耳倾听。
他对我说：「现在如果我们两人都死了，国事就无人挽回，你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，山口太危险，一刻也不能留，快回到马关去。」
那时被大家认为会死的井上，却一直活到现在，若要我说，除了不可思议的命运就再无其他。那之后时势大变，确定了锁港攘夷不可，应开国勤王的路线。从那以后我与井上的关系，事到如今也不用多说。
这五十年间，井上与我迸出火花的吵架不知有多少次，也有过几乎要绝交的情况。然而，这都是政见的不同所致，在私交上我们是无二的亲友，这点没有丝毫损伤。这是因为当国家安危之际互相以命相许的真情，如论面临何等危机，都必定在我们两人之间紧密相连。
这世上，即便是父子之间也会因大义而疏离。但是我们两人作为朋友，五十年长久的时间里，一直遭遇许多毁誉褒贬、离间中伤，仍未曾有一瞬间失去过这个刎颈之交，这令我回过头怀念故旧时无法抑制情绪。
井上去年的病已到了医生也放弃的程度，亲戚故旧尽数聚集起来，宅邸内外的混杂难以表达。侯爵夫人对我说，希望在情况稳定下来前我能留下，我回复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，便即刻答应了。虽说是等情况稳定，但毫不见恢复的希望，连棺木也做了准备。而他却再一次不可思议地起死回生，得以召开今天这个宴会。
我本已对井上的死听天由命，而又遇到这种不可期的再会之喜，这次已是第二回了。
回想他与我这五十年来的友情，在今日宴席上，能够再一次见到健康的他，我的喜悦，该怎样说才好，真是言语无法表达。
比起我自身的生死存亡，今日在这宴席上看到一如既往的他，更是万感交集，心乱如麻。
说到此处，公突然语塞，席间一片寂静。仔细看去，公双行泪顺颊而下，应是哭了。在场众人都唏嘘不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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