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田椰子

幕末明治史热爱 / 松菊先生/ 政友会二代总裁 / 明治长州 / 伊藤系 / 桂园时代

【搬家】伊藤君所说的~

非日语专业,如有错误请批评指正!


伊藤公直话-谈木户孝允


我与木户公的初识,是在整十八岁的时候。

木户公的妹婿是一名叫做来原良藏的人物,我受其熏陶,在此机缘下,木户公提说起让我与他一同前往江户,我便随行了。这是发生在我十八岁时候的事。
从那之后,我成为了木户公的属僚。但我所受到的并非一般使从的待遇。木户公爱护我,待我亲过兄弟。
那时,来到江户与各藩人士进行交际,是我的第一课题。而木户公交际之广,在长州无出其右。木户公领着我结识众多各藩的志同道合之人,给予我增广知识见闻的机会。各藩同志中,不乏学者、勤王家、以及主张开国论的洋学者。从而我也交得许多友人,渐渐开阔眼界。
我是在他的教导中成长,与木户公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。然而明治四年,从出使欧洲起,发生了些奇怪的事,以致一时间关系生疏起来。
事情是这样的——
木户公与大久保公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是必不可缺的人物。在维持政府运作之事上,西乡以下虽也有人才,但那些人并无政治之才。
稍稍追溯前情,在使节团抵达美国之后,大久保公与我曾一度归国。因为与各缔约国的条约修正谈判中,使节团的权限不足,我们便受命回国取得追加权限。使节团出访期间,留守政府主要是大隈与井上主事,山县与西乡等人也在。
于是,在大久保公与我回国时,大隈井上对我说:「若木户与大久保在国外逗留太久,内阁恐怕支持不住。希望恳请木户与大久保尽早归国。欧洲巡游之事就由你来负责,让木户和大久保快些回来。」
然而,不知是谁歪曲事实,传说井上大隈商议设法迫使让木户与大久保提早回国,使得木户公颇为不快,叱责他们干涉自己的去留。
此后我再次出发,从美国前往欧洲,与木户公会合。而公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。这是因何缘故,我毫不知情。但我并没有放在心上,暂且放之任之。
某日,在英国伦敦,木户大久保两公与山口尚芳等人一同进餐。我担任着统管书记官,向本国发送报告书的工作,这其中,写到使节团约于明治六年入夏时回国,并提交盖章。
木户公过目后,面露怫然之色。
「几时能回日本,这要如何得知。这种事当下无需言明。总是有那么两三个年轻人,动着要干涉我们去留的脑筋。」
听木户公一说,我这才意识到不对。
「这是无稽之谈。我上次回国时,井上和大隈确实说过希望木户与大久保尽早归国。即是说国内形势严峻,我当时也认为不应勉强。但没有人说过任何带有恶意的话。不知谁在这期间挑拨离间。总之,视国内情况而定,也可能会下达归国的敕命。」
即使这样说明,木户公仍是不快。
这之后,我们巡游了法国、比利时、荷兰等国,而后前往德国。
在那里,见到了青木周藏与品川弥二郎。那时他们对我说,看来你与木户先生的交往有些不愉快,我们想从中调解一下。我对此提出反对。以我与木户先生的关系,还不致劳烦你们来调解,以此为由拒绝了他们。
继而在柏林逗留期间,木户大久保两公的归国敕命下达了。大久保公立即出发,木户公却脱离使节团,前往俄国与意大利旅行。因此剩下我与山口尚芳,跟随岩仓公取远道返回国内。而木户公可算在明治六年七月回国了。
我在六年九月归来时,关于征韩论的争论正十分激烈。对征韩论,木户公自然是不同意的。但是岩仓公一行归来之前,无法做出可否的定论。我回国后前往拜访木户公时,公问起我:「关于今后的事,你的想法是如何?」
我将自己的意见详述出来,公听过后,颇为满足的样子说:「若这是你的想法,那与我的意见没有异议。我完全同意。」
关于日本此后如何发展的讨论,因为很符合公的心意,在欧洲发生的感情失和也得以涣然冰释。
之后就台湾一事,木户公不赞成,最终辞职归乡。
上一年秋天,由于西乡、板垣、副岛等萨摩、土佐、肥前人士为征韩论之事集体辞职的缘故,政府内人心恟恟。我一说要与木户公同进退,岩仓公等人大不赞同,说如果我辞职了,就等于陷入萨长分裂的状态,于是劝我留任。因此我没有辞职,专心致志与大久保公一同处理事务。
不久之后,政府正式对台湾出兵,中国方面因而表示不满。大久保公亲自出使中国,处理善后工作。这是发生在明治七年年末的事。
接下来,根据大久保公的意见,无论如何必须让木户公回到政府。
「台湾一事上虽然看法不同,但那只是进程中的分歧。由于我的立场与木户君不同,造成木户君辞职归乡。但是即便我与他人意见不合,也不能够辞职,因为西乡在征韩论问题上已经与政府决裂,我必须承担起那之后的责任。如果我辞职的话,政府会因此崩溃。在此原委中我一路走来至今。而我原本的政治考量,是与木户君的知识见解完全相符的。因此时常有必须追随木户君的想法。」
大久保公这样对我说。于是大久保公就前往山口迎回木户公之事与我相谈。我也认为此事可行,但有一点不妥。
「由您深入山口并不合适。大久保公至山口迎回木户公,会显得是政府示弱。请您前往大阪吧,我也会设法请木户公前去大阪。」
就这样,最终两人在大阪会面。此为达成大阪会议的过程。
在大阪会议的当口,大久保公事先对我说:「我会先以我的本意劝说他,万一我无法说动他,还要请你出马。」
而事情果然如预想一样,木户公并没有听从。于是我考虑了种种方案,认为如果不能遵循并实现木户公的想法,事情便不能成功。
首先,我设想出以下四条意见:
第一,为不使权力集中在政府部分人手中,设立元老院,审慎立法的工作,并为日后成立国会做好准备。
第二,为巩固裁判的基础,成立大审院。
第三,为通晓上下民情,成立地方官会议。
第四,为实现天皇也将权力投入政治的结构,将内阁与各省分离,木户、大久保两公等人物坐镇内阁,辅佐天皇,而由第二阶层人物承担行政职能。
然后我在大阪的五代才助家中与大久保公密会。
「据闻木户公没有改变态度,想是不会无条件动摇。因此我带来一个主意,在与木户公会面之前,想先与您相谈。确认您是否同意之后,再与他会面。」
说着,我将这四条呈上,大久保公过目后说:「这是极为合理的意见,我赞同。不止这一件,我会在一切问题上追随木户君的意思,也希望包含这件事。」
「那就好。要当作我还没有与您见过面。」说定之后,我便离开了。
此后,我并没有特意去拜访木户公。不久,公听说我来到大阪的消息,似乎提起过我,「伊藤那家伙来了啊。」
那个时候,板垣与冈本健三郎、小室信夫一同与木户公会面,就立志社的民权论中必须开设国会一事与他商议。当时井上也来了,并且最早与木户公会面商谈。后来我在佐贺屋投宿时,木户公来了。
「你写信给我,要我与大久保见面,但是我与他见面时怎么也谈不拢。如此一来即使我入阁也不会有任何作用,我不可能回去。不如就你和大久保两个人协商,也不会有反对意见,不是很好。」
「这只是一方的意见。您说没有作用,那我们让它变得有作用如何呢?」
「即使这样说,我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。」
于是我将先前那四条意见拿出来,「如果将这几条断然实行,总会有所进展的,那么您能回来么?」
公凝神思考片刻,回答说:「如果照此实行,那我可以回去。但是大久保怎么说,他能妥协么?」
「他能不能妥协,不如我去试探一下吧。如果大久保公同意的话,您可一定要回来啊。」
我叮嘱他,于是公说:
「会很困难,不过你就去试试吧。」
公这样一说,谈话彻底变得愉快起来。
那之后大久保公来了,因为事先已商议过,他当然不会有异议。而木户公又说:「即使要我回到政府,如果原先没有与板垣会面也就罢了,既然与他聊了许多话题,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回去,而将他置之不理。关于此事我总要提一下。」
之后就这一点与大久保公认真谈论起来。
大久保公说:「这件事无足挂齿,既然木户君是这样想,那我既有追随木户君的决心,当然也同意。」
板垣当时的观点是,无论如何也必须开设议会,因此提交了民选议院的建白书,提出最低限度只能有半数是政府选任,若非如此便不能认可。但是半数官选的议会并非易行之举,井上担起板垣一方的说服工作,终究使他与木户公达成一致。
于是木户大久保两公与板垣、井上相聚,一边饮酒一边会谈,结束了大阪会议。
随后,此次的和解议案交予当时的大臣条公、岩公、岛津公过目,征求他们的意见,叙述实行之前的程序,将这些作为木户公的意见提出后,便被采用了,接着就有了制度调查的必要。
四条意见的实施委员,任命了木户大久保两公以及板垣与我四人。实际事务由我主要负责。
于是到了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敕命起草时,因为这一文书必须写得相当讲究,正在我担忧的时候,井上毅从九州回来了,我便交予他起草。对他的任用也是从此开始。此后,设置元老院,构建大审院,成立地方官会议,四条中先实行了三条。内阁分离论没有遭到反对意见,只是当时情势并未发展到足以实行这条。
关于内阁分离论,板垣最初并不赞同,向东京出发之后,渐渐开始主张这一论点了。岛津公也是分离论支持者。我作为策划者,当然也是支持这一论点的,但因为发生了意外事件,变成了若实行分离论就无法处理的情势。这里所说的意外是朝鲜江华岛事件,在对外问题告急之时实行内阁分离,实在是不恰当的事。
但是岛津公与板垣坚持要在此时实行,大久保木户两公与我同样,认为此时是不可行的。在这一原因下,使得谈判破裂,岛津公与板垣辞职了。
当时木户公正在病中修养,派遣朝鲜使节之事刻不容缓。就派遣谁出使的问题,决定由黑田出使,井上作为副使随行。事情定下来后,我对井上说:「这次朝鲜之事决定派遣黑田出使,你就作为副使跟着去吧。」
井上最初主张像朝鲜事件这类事,在当下的情况不足以当做问题,稍稍处理一下就行了,这一主张大约也同木户公讨论过,遭到木户公极大的反对,因此他说:「仔细想来,怎么能有如此愚蠢的事,从我一贯的立场来说,怎么能担任副使这种身份呢。」
我说:「虽然也是道理中的事,不过这是长州人的缺点。为了国家,要舍弃这种私愤,无法担当大任就麻烦了。你务必拿出出使的决心来。」
虽然这样劝说,但他依然不答应,最后我说:「让我想一想,面对木户也是挺难办的。」
说着,我前去与木户公见面,对他说:
「关于这次的事态,黑田一个人是不行的,我想让井上作为副使同去,希望得到您的同意。」
公回答说:「我虽然生病,但还没有到马上要死的程度,就稍微等一下吧。」
「虽然您这样说,但不可失了时机啊。」
「井上如果还算披着人皮,不至于一边持那样的主张,一边说要去吧。」
「井上确实也说不去,但是如果井上回避这件事,今后难以得到重用,我一定会敲醒他的。不知他此前对你都说了些什么,但我一定会劝服他的。」
总算得到公的同意,之后再慢慢说服井上。终于使他作为副使出行朝鲜,解决了江华岛事件后归来,这中间也有不少麻烦事。
接着到了明治九年奥羽巡幸的时候。此时木户公已辞去参议之职,任内阁顾问。岩仓公与木户公为随行,大久保公以内务卿身份为先行。
大体上,木户公较为敬服三条公。在这次奥羽巡幸随行途中,岩仓公与木户公两人商谈了许多事,彼此之间的谅解也越发加深。此后陪同圣上从青森坐船巡幸,只余下北海道和秋田县,还驾回都。
对此次巡幸中未到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巡视的指示,由三条公、山县、寺岛与我前往。这其中陆奥、尾崎三郎等人也随行。在北海道巡视归来,途经福岛停宿时,接到了熊本(神风连)骚动的电报。
然而当时,正大肆鼓吹主权论,主权归于天皇、主权归于议院之类,议论纷纷。这些说法大多是从美国、英国等国家传入的。福地源一郎那时候再三宣传渐进主义。在英国关于主权的讨论并不多见,不过在德国等国家就很显著了。现在伯伦知理、斯坦因、格奈斯特等人的理论也纷纷出现。
如木户公、大久保公这般我敬作前辈的人,不用说也是渐次宪法政治论者。
在明治八年四月十四日,天皇颁下敕命:
朕即位之初,以帝尊召集群臣,向神明宣读五条誓文,以求国家安定,万民保全之道。幸得祖先之灵保佑,仰赖群臣之力,得到今日的平稳。顾虑到中兴尚不多时,内治之事应当紧迫振兴之处不少。现在,我将五条誓文的主旨扩充,在此时设立元老院以弘扬立法之源泉,设立大审院以确立审判权,此外召集地方官以通晓民情谋求公益,逐渐建立起国家立宪政体,与众位分享喜悦。众位也须摒弃守旧,避免急进,谨慎遵从我的主旨协助此事。
因为主要是木户公的献替,说不可太过急进,于是向国民颁下了以渐进主义确立立宪基础这一敕命。
渐进主义是木户公所持的理论。因大久保公说过要附其骥尾,于是政府也认同了渐进主义。
换言之这便作为天皇陛下的思量昭告天下了。
今日想来,从那时起历经十六年,宪法终于发布了。十六年间渐进主义到底是对是错,必须认真判断。我认为前辈的态度是非常恰当的。
追溯十六年前的情况,民间可称有志者,当政府为谋求民权而骤然设置元老院之时,转眼间就提交了如山一般的民选议院建白书。可是那个时候在木户大久保两公的见解下,将此压制下去。
这之后经过十六年宪法的试实施,关于这个实施,人民的准备到底如何呢。现在的人民对宪法抱持何种想法呢?如果当时宪法的实施不是渐进而是急进,这些人民也许会产生更甚于今日的恶习吧。或许会陷国家于危难。
过去,主权论盛行时,连议会权力之类的事项都还没有积累足够的研究,在这种时候,如按急进论者所说去做,岂不是无法估量会留给后世怎样的错误。
在我看来,即使在今天,关于宪法仍存在做法极端的人。甚至连现在的政客,也有一些怀有种种难以谅解的想法之人。
将这些事联系起来思考,足信在渐进主义下所做之事确实是有道理的。
木户公从很早开始就持有宪法思想,但是关于以怎样的方法去实施较为合适这个问题,并不曾听闻他的主张。
明治四年洋行的时候,公对我说:「总觉得从王政复古到废藩置县,这样摇摇晃晃地做事是不行的。必须想办法制定出宪法之类的东西,实施有根据的制度。」
这时我回答说:「即使现在突然制定出宪法,实际是否可行也很不确定,就算要制定也必须经过充足的研究才行。」
「你说的也对。」
总之在木户公心里,该以怎样的方法来运用宪法,似乎尚没有详细的计划。
那之后,先前提到的木户公与我的关系修复,就在那一年十月,征韩论破裂前不久,公让我务必入阁,但我拒绝了。公便唤我过去,对我说:「岩仓公和大久保公有意劝你入阁,你就入吧。我因病在身,难担重任。有你代我入阁的话,我死也瞑目了。」
我回答说:「既然您考虑至此,那我答应入阁。但是,即使我入阁,也不知是否能达成您的希望,我还有我自己的责任,面上的事不做好不行。」
「这不是当然的嘛。」
公毫无芥蒂地应允了。
于是在明治六年十月末,我拜命出任参议兼工部卿。
木户公从欧洲回国之后提出过一份建白书。此书的主旨不亲眼见过文章内容,无法细致地说明,概括来说,列举了周游欧洲时见到的文化进步、波兰灭亡等事情,有此产生对日本前途的忧虑,如果不培养国家的根基,不启发人民的智慧,难以在如今万国之间占据一席之地。因为这是非国家上下一致实行而不可之事,使人趋向宪法政治的想法自然表露出来。这件事记得那时横滨的外文新闻曾翻译刊登出来。
忘了具体名字,好像就是那段时间,公认为启发人民的智慧是重点之事,从西洋回国后,明治六年到七年的春天,刊行了一份报纸。这份报纸改了名字,好像是继续做下去了。那个时候报纸之类的东西在日本还很少。而且也没有从政府得到补助。
公在达成王政复古之前的时期里,四方奔走,为国事尽瘁之事,世人皆有所知,而对于完成维新创始的基础,公的苦心尽力也非同一般。也曾担任过文部卿等职务。虽然在职期间很短,功业上无法具体说「做过这样的事」,但成立内阁、执文明方针将国家引导向开明的方向,是非常了不起的。
总的来说,公是对物质并不执着的人。因此是一个容易接受变化,具有识别事物能力的人,也因此对教育之事、促进人民智慧之事尽心尽力。公在年轻时还算健康,从西洋归国之后便始终为胃病所苦。此外因一次马车意外撞到了头,更加重病情,也变得对各种事特别操心。因为过于忧虑而夜不能眠,但这又极大程度助长了病情。
公通晓和汉的学问,作诗写文,书法也十分擅长。文学爱好非常丰富。对围棋并不特别喜欢。


伊藤公直话-为友情而泣


明治四十一年八月末,听说井上侯在兴津突然病笃,公仓皇赶赴,亲自看护十多天,待侯的病情稍稳才离开。第二年五月,侯在内田山私邸举办庆贺游园会,公莅临现场,在祝辞中流露出怀旧之情。这便是当时的演说。


虽然今日并非我自发向主人致上这番贺辞演说,但主人今日能召开这场祝宴,我为此等幸运感到喜悦之余,想借着贺辞做一些感述。

如诸位所知,井上侯爵在去年陷入濒死的重症。那时我恰在从韩国归国的期间,因此得以亲自坐在枕边看护的机会。

侯爵与我初结友情是在距今五十年前,19岁的我前往江户的时候。此后五十年间,经历种种时势推移,世态变迁,而两人的友情丝毫不渝。

今日回想起来,我们冒着千难万险一同洋行。而后,醒悟到当时故乡所实行的攘夷国策是错误的,我们赌上性命决心要矫正国策,到国外后连坐热坐席的闲暇也没有,便突然决定回国。

在伦敦的我们,为改变故乡的国策,誓言要踏入险地。洋行的同行者中,远藤如今已逝去,而依然健在并且今日正在席上的井上(胜)、山尾两人,也都知道当时那个誓约。

我们回国时,长州正处于尊奉攘夷敕命的最高潮。我们的意见自然没有人听信,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状况中。

虽是如此,但若放任现状袖手旁观,特意立誓渡过万里波涛回国的我们就要素志落空了,即使做些别的事,也无法保住国命。这是非常明显的情势。因此,我们屡屡踏入水深火热,四处奔走为改变国策而努力。

那时我身边也有极其危急之事,所幸多次脱难,而就在这期间,主人竟还是遭受灾祸。

「井上被人砍了,快死了。」

接到这则急报,我夜以继日从下关赶到山口。

井上的家人怀着希望果断为他进行治疗,然后治疗结束时,仍是没有能保住性命的迹象。兄长五郎三郎也说人救不回来了。伤势的程度,正如诸位所见,从嘴边到背部的重伤,奄奄一息。他发不出声音,似乎是要对我说什么,我便靠在他枕边侧耳倾听。

他对我说:「现在如果我们两人都死了,国事就无人挽回,你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,山口太危险,一刻也不能留,快回到马关去。」

那时被大家认为会死的井上,却一直活到现在,若要我说,除了不可思议的命运就再无其他。那之后时势大变,确定了锁港攘夷不可,应开国勤王的路线。从那以后我与井上的关系,事到如今也不用多说。

这五十年间,井上与我迸出火花的吵架不知有多少次,也有过几乎要绝交的情况。然而,这都是政见的不同所致,在私交上我们是无二的亲友,这点没有丝毫损伤。这是因为当国家安危之际互相以命相许的真情,如论面临何等危机,都必定在我们两人之间紧密相连。

这世上,即便是父子之间也会因大义而疏离。但是我们两人作为朋友,五十年长久的时间里,一直遭遇许多毁誉褒贬、离间中伤,仍未曾有一瞬间失去过这个刎颈之交,这令我回过头怀念故旧时无法抑制情绪。

井上去年的病已到了医生也放弃的程度,亲戚故旧尽数聚集起来,宅邸内外的混杂难以表达。侯爵夫人对我说,希望在情况稳定下来前我能留下,我回复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,便即刻答应了。虽说是等情况稳定,但毫不见恢复的希望,连棺木也做了准备。而他却再一次不可思议地起死回生,得以召开今天这个宴会。

我本已对井上的死听天由命,而又遇到这种不可期的再会之喜,这次已是第二回了。

回想他与我这五十年来的友情,在今日宴席上,能够再一次见到健康的他,我的喜悦,该怎样说才好,真是言语无法表达。

比起我自身的生死存亡,今日在这宴席上看到一如既往的他,更是万感交集,心乱如麻。


说到此处,公突然语塞,席间一片寂静。仔细看去,公双行泪顺颊而下,应是哭了。在场众人都唏嘘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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